刘瑾把这封奏疏依次给大臣们阅览,他则耐心等待。 在封建王朝,马政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一条关键国政。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战马,在冷兵器时代太过重要。 如果指望整出十万或二十万的步兵、就可以在游牧民族面前称无敌,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因为人家不和你决战,就是打一下就跑,这样对于被打的这一方来说就非常的被动。 明朝中期,弘治皇帝也派马文升整顿过边军,正德皇帝更是号称武皇帝,同样整顿过京营,将军方面也有王越这样的名将,以及接任王越三边总制官的秦紘,这都是很有能力的大臣。 史书记载秦紘负责西北军务之后,挑选壮士,兴设屯田,重申号令,军威大振。 但鞑靼人在弘治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都有较大规模的寇边,他们总是来了就抢、抢了就走,明朝则始终采取龟缩不出的守势。 有时候也真不是‘国军不努力,’实在是战马不如人家、骑兵不如人家,追都追不上,还怎么打。 所以历代有为君主,如朱元璋、朱棣、朱瞻基都对马政寄以很大的重视。 朱元璋说:自古有天下国家者,莫不以马政为重,故问国君之富者,必数马以对。 就是说古时候的国家,问国家富不富,先不是问钱粮,先是问有多少马! 朱瞻基也告诫大臣,叫他们关注马政,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 而按照一般的套路,和其他所有制度一样,明朝的马政在开国之初还是比较好的,永乐驾崩时,能养150万匹战马。但到弘治十二年……怕是连这个数字的一半都没有了。 这也就是之前毛语文在大同查走私商人时所遇到的‘大同缺马’的背景。 杨一清的奏疏中言明,陕西的养马机构只蓄养了两千多匹战马,其中还有不少是老弱病危马…… 李东阳在看奏疏的时候则在想:杨一清也是个聪明人,眼下看京中局势、太子所为,他应是料定将来朝廷必会对鞑靼用兵,既然用兵,又怎么会忽略马政? 而他负责督理马政,这就不妙了, 如果真到了那一天,朝廷要用马,他这个总负责人却拿不出足够的战马,那不是屎盆子全扣在他的头上? 毕竟马政怠坏至此又不是他杨一清的罪过,凭什么顶这个雷。 所以还是早早的把情况报上去,既为国为民,又解除隐患。而且说得越严重越好,反正到时候出了问题不要来找我。 而一旦朝廷重视,把这件事做起来了,那督理马政的官员岂不是政绩显著?他杨一清也能够在太子这边来一个‘青春版的简在帝心’。 这就是经验丰富和初生牛犊的区别。 看看王守仁那封疏上的,劲头很足,但搞得大家人心惶惶。再瞧杨一清这封疏上的,挠的就是殿下的痒处。 李东阳不动声色的点点头,现在就看殿下怎么处置了。 “怎么都不说话?” 可能是杨一清的奏疏太过深刻,搞得大家都有些‘畏难情绪’了。 但朱厚照不是那种性格,封建时代当然难,要在这个体制下激发出点活力出来也不容易,可不能就这么认了吧。 “本宫自监国之始就说过,任何事项都是要先搞清楚什么状况、问题在哪儿,有问题不怕,总归是想办法一起解决。要不还是各抒己见,都说说马政……可还有改良的余地。” 明代的马政呐,也真是难。 “殿下,臣先来说吧?”刘健是内阁首揆,这个时候所有人都可以躲,他躲不了。 第一M.BJzjN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