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 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自此以后,他们不再有政治特权,那么到后面失去经济特权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这关乎一个帝王的勇气,又超越一个帝王的勇气。 朱厚照所面对的情形和雍正皇帝完全不同。 他要在乎儒家的政治传统,他要受礼教的约束,他的基本盘是士绅。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又和大臣提出这个问题,在于他手中的军事力量的财政支持有一半来自于新兴起的商业;他手中的政治力量,有相当一部分已经非常认可他所开创的王朝中兴。 “朕在凤阳会说,到了杭州也会说,所以彭泽你先宽心,这件事朕不会鲁莽从事。”朱厚照说这件事的时候相当的平静,且冷静。 他甚至不要尤址在边上,而与三位心腹之臣在殿外,湖上的凉亭里促膝而谈。 彭泽则像是明白了什么,“陛下在淮安府、应天府查处之事,想必也是为了……造势?” 这么一说谢迁和荆少奎也都明白过来,看来皇帝已经下了初步的决心了。 “洪武年间,定了太祖成法,以包税制框定了天下钱粮,新增屯垦之地亦不再起科,陛下若是要改此法,仅是这一点也阻力极大的。”荆少奎补充道。 他说的是历史史实。 朱元璋当然是个伟大的帝王,但他有一个不好,就是他以静态的眼光来看待事物,他觉得自己设计好了一切,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再变了。 就像户籍制度,你爹是工匠,你以后就当工匠。你是农民、你是军人,我们朱家是皇室。好,就这样,从此以后咱们就这么过日子,都别闹腾。 因而还有《皇明祖训》警告子孙的那句话:“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毋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朕,当然明白。但你们也都知道,今时不同往日,百余年来,民间不断通过藏匿、投献等方式缩小朝廷的税基,就像军屯的萎缩一样。而就如荆少奎所说,土地投献都是私下行为,朝廷难以监管,若是不改,总有一天天下八成的土地都不交税,剩余的两成不仅要自耕农交税,还要他们服役,以供养如此庞大的上层。到那个时候,m.BjzjNf.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