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水落石出的决心和诚意，只是捉住了底下的几个小喽罗，不能让人信服。看来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缓和一下舆论压力，才开了杀戒。破案过程中他们先后逮捕了15人，杀了8人。民间有着生动的流传，说这是：“藏起了一窝老虎，打死了几只苍蝇！” 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破案之后，荣家之前送出的50万美元赎金，警备司令部只发还了13万美元给荣家，发还时警方又是拍照又是登报，大肆渲染道：“全国震惊之棉纱兼面粉大王荣德生绑票案，昨日始告全部结束，赃款已为荣家领去……”可实际上大部分赎款都被当局扣留了。其中有5万美元由蒋介石奖赏给了破案的毛森。犯案参与者吴志刚之前用分得的赎款所买的两部汽车，也被官方留下使用。而且，在此之前，荣家还分别送给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警察局各4万美元，作为对警方人员破案出力的酬谢。 其实在警方发还十几万美元赎款给荣家的第二天，警备司令部就派人到申新总公司公然索要所谓“破案赏金”，一而再再而三，直到把发还荣家的那十几万美元都要走了为止。荣家无可奈何，只得又高价收购了十几万美元，作为“酬金”给了他们。各地官员见荣德生这位大财主向上海当局“慷慨解囊”，分外眼红，纷纷趁火打劫，要荣德生将领回的所谓“巨款”捐献出来。仅上海一地，要求荣德生捐款的机关团体就达50多家。此外，还有一些个人，也一再纠缠，要“借”钱，弄得荣德生苦不堪言。能推脱的他只好婉言推脱，但对于“党国要人”，不便得罪的，也只好忍痛解囊。 风波既是冲着钱财来的，钱财散尽了，风波也就平息了。荣家确实在这张绑架案中损失惨重。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这场绑架案中，警匪到底是不是一家呢？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荣家人估计心中有数，但在那样的乱世中，政府、警备处都不成体统，向他们索要公道就好比缘木求鱼。荣家人大概也是明白了这一点，才忍气吞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汤恩伯对警备司令处采取保密措施，历来史料上也未确切提及，今天，我们就只能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做大胆猜测了。 先说松沪警备司令部二处处长毛森，是浙江省江山县人，和军统头目戴笠是同乡，是戴笠的得意门生，又和保密局头目毛人凤是同乡同宗，还有汤恩伯做后台。抗日战争时期，军统派先是他到上海活动，他被日本宪兵队抓获后当了汉奸。抗战胜利后，被戴笠、毛人凤庇护下来，戴笠还派他任第三方面军第二处处长。 再看荣德生脱险回来以后，毛森又气又急，督促部下加紧破案。毛森估计，绑匪肯定不是一般的绑匪，一者绑匪没有司令部的印章这个“红色硬卡”，二者一般的绑匪没有能力动用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色轿车。这样一来，毛森便指示手下，首先着手侦查他手下在上海行动的人员。果然，原来绑架荣德生时打扮成军人模样、出示“红色硬卡”的人确实曾经是毛森的部下。毛森一听，又气又喜。气的是，作案的就是他的部下，全是党国的行动人员；喜的是荣德生绑架案终于有了线索，这线索是他毛森查得的，蒋介石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能给自己的份量增加筹码。 经过严刑审问，知道匪首可能潜逃到了杭州。毛森便速令三个侦探立即去杭州追捕匪首。后来，绑架荣德生的匪徒8人无一漏网。案破后追回了荣德生先生的所有赎款，8名作案匪徒全部被枪决。 这样看来，绑架荣德生的是毛森的部下，毛森又把他们辑拿归案。再看看这起绑架案得益最大的人，是毛森！侦破案件后的功推第一，蒋介石亲自召见他，又是嘉奖，又是提升。毛森从此一路青云直上。 从这里，明眼人大致可以窥探到荣德生绑架案的一斑。不妨做这样的假设：毛森指使部下绑架荣德生，索要钱财，然后再指使别的部下侦破案件，拿来赎款。这样，赎款可以变相地以酬金的方式纳入口袋，破案的声名也当仁不让，一举两得。 或者也可以再往深层去推敲，毛森代表的是第三方面军势力，第三方面军的幕后，便是庞大的国民政府集团。荣氏家族出身寒微，且做的是实业，脚踏实地，根深蒂固，与国民政府庇护下的的官僚资本企业集团的运营模式相去甚远。面对荣氏企业这样资力雄厚的财团，国民政府应该是会有所行动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在被绑架的这场磨难中，荣德生不仅经济上遭受了重大损失，身心健康也遭到严重摧残。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一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1948年9月4日，上海市警察局根据蒋经国的旨意，以涉嫌私套港汇为由，将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Ｍ.bJZJnＦ.ｃ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