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的采访，终于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那是1974年国庆节之后，北京北新桥一位街道值勤的大妈在查夜时发现几个小青年围在一块抄一个小本本，那个大妈也不识字，不知他们抄的是什么，就把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反映给了东城区派出所，派出所马上派人收缴了这几个小本本，又报告给了北京市公安局，此事很快让邻近的《北京日报》知道了，他们便在报社编印的《内部参考》上反映了《第二次握手》在群众中传抄的情况。10月12日，当时主管宣传的女兆文元看到了这份“内参”以后，便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反映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流传情况的内参我看过了。请找一本给我，并查清作者在哪里。报社接到“中央首长”的电话，不敢怠慢，急忙找了一部手抄本，派专人给女兆文元送去了。 10月14日下午，女兆文元又打电话给报社说：你们的‘内参’所反映的那本坏书《第二次握手》，今天书送来了。我翻了一下，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实际上是搞修正主义，反对茅主席的格命路线。他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如郭老、吴有训，写了很多人。如果不熟悉情况，不可能写出来。还写了与外国的关系,如写了吴健雄。这不是一般的坏书，也决不是工人能搞出来的。要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搞出来的？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公安部门帮助查。”当时的“4人帮”正在积极推动劈州公、劈当代大儒的热潮，而《第二次握手》中却正面歌颂了州恩来，后人推测正是这一点成了女兆文元要追查这部手抄本的真实原因。 接到女兆文元的指示后，报社方面把有关内容向北京市公安局作了口头传达，公安局立即成立了“《第二次握手》专案组”，接着，新花社在内部刊物上也以《北京市发现许多单位秘密流传手抄本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为题，详细报道了小说的传抄及流传情况，并认为“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宣扬资产阶级恋爱观，爱情至上，鼓吹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先进，散布崇洋媚外的洋奴思想，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欺骗性很大，流毒甚广”。而北京市公安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清查，也终于查到了作者在湖南。随后便给湖南省公安厅发去了公函：“遵照女兆文元同志劈示，我们对反动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进行了查找，现在已查明，这本反动小说是你省浏阳县插队知青弓长扬所写，现将情况函告你局，请考虑处理。” 湖南省公安厅收到公函后，报省委常委讨论同意，于1975年1月7日将作者弓长扬逮捕，当时他还是个在浏阳下乡的知识青年。 顾志成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心里已经基本判定这是一宗“4人帮”掌权期间酿成的大冤案。如果作者是被当成现行反格命逮捕的话，一定是凶多吉少。但当顾志成追问作者是否已被判刑，现在身处何地，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表示一无所知。心急如焚的顾志成决定亲自赶赴湖南调查作者弓长扬的下落。如果弓长扬和手抄本都没问题的话，她想在报纸的文艺版上全文连载这部流传甚广的手抄本，这一大胆的设想不但得到了报社领导王石等人的支持，也得到了作为兄弟单位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响应。 “潜伏”湖南调查 1978年12月16日，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女编辑邝夏渝来到了长沙。因为这两位记者来自中央大报，又直接是□□的下属，起初湖南省公安厅他们特别热情，中午带她们到食堂，没有粮票也管饭，住宿也安排在湖南省委招待所的高级标准间里，但高规格的接待仅仅持续了一天。第二天，当顾志成表示这部手抄本不是一部坏书，希望湖南省尽早为作者萍反时，公安厅的官员就恼火了，一再强调，此案早已定性，作者弓长扬也早已决定要杀，因为他不光是写了一本反动小说，还反对茅主席，反对贫下中农，打死了我们的公安员。结果双方闹得不欢而散。 晚上，当顾志成回到省委招待所住宿时，服务员竟然面无表情地说：北京记者同志，我们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我们这儿要接待别人，你们另外找地方住吧。无奈之下，两位女记者又找到了另一家条件很差的旅馆，在4人房里住了一晚上后，又被服务员赶了出来，说接到上面通知，不能接待。 这下顾志成火了，又返回省公安厅黄处长那里讨说法，但黄处长矢口否认是故意为难她们，最后还向她们推荐了一个新住处，省工会接待站。等顾志成她们到接待站一看就傻眼了。这那里是什么旅馆啊，简直像个楠民营，什么上仿的、错判右哌的、被赶下乡的小商小贩要求萍反的、探监的、告状的各色人等都有，而住的地方就是个大仓库，地上一点装修都没有，就是泥土地，铺是三十多个人挤在一屋的大通铺，屋子里没有厕所，只有两个大尿桶，因为顾志成她们去得晚，就只能睡在□□桶的铺旁边。这两个尿桶就放在她们床头，把她们熏得晕头转向。更难奈的是12月M.BJzJnF.Ｃｏ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