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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犬,无事不监,无人不察,且凌驾在法司法制之上,这也是它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但这并不代表锦衣卫将士尽是奸人鼠辈,他们也是朝廷正式在籍军人,内中不乏勇敢正直之士。

    当今司礼监大太监王振权势熏天,仗着天子宠幸,干预朝政,胡作非为,且大肆排除异己,对不趋迎奉承他的大臣实行残酷打击。满朝文武大臣生怕惹祸上身,皆敢怒而不敢言。锦衣卫校尉王永心同情无辜被关押迫害的大臣,对王振的暴横心怀不平,不顾人微言轻,将王振罪行书写成帖,张榜公布于大街上。相比于群臣的唯唯诺诺、争相噤声保命之举,其人挺身而出的勇气格外可嘉。

    可惜的是,王永心虽是匿名揭发,但仍被东厂侦缉者捕获,移交三法司[4]处置。而刑部作为掌管全国刑罚政令及审核刑名的机构,竟迫于大宦官王振的压力,以“妖言论斩”判处王永心死刑,用残酷的磔刑将其肢解处死。王永心虽死,其名不衰,有人赶在官府抄没王家前抢先接走了王氏独生爱子王安便是明证。但王永心其他亲眷仍受到牵连,男子充军边关,妇女则没入官中。时人深为叹息之余,对锦衣卫的印象也有所改观。

    今日的锦衣卫官署格外安静。明日是孙太后生辰,英宗皇帝朱祁镇特准百官放假[5]三天,以示普天同庆之意,锦衣卫既是天子近卫,轮班值守,当然不在放假之列,不过大多数人都赶去了东郊圆觉寺[6],太后、皇帝正率领皇亲国戚到那里祈福贺寿,平日喧嚣的官署难得清闲了下来。

    负责值守衙门的是年轻的千户朱骥。他出身武官世家,武艺不凡,祖父、父亲皆是锦衣卫官员,父亲朱护还坐到过锦衣卫指挥的高位。朱骥以父荫入仕,初为百户,然因父母早逝而家道中落,又为偿还母舅债款而弄得落魄潦倒,俸禄难以自给,他能够摆脱窘境,有今日风光,全仗五年前娶了现任兵部右侍郎于谦爱女为妻。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7]人。于谦祖父于文在洪武初年做过明朝的兵部主事,后调任工部主事。于谦算是出身官宦之家,自小志向远大。其祖父于文收藏有一幅南宋名臣文天祥的画像,于谦十分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一直把那幅画像挂在书桌边,并且题上词,表示要向文天祥学习。

    永乐七年(1409年)大年初一,杭州巡按按当地惯例出行游街,一路上浩浩荡荡,好不威风。一个骑马的孩子忽然冲了出来,横冲直撞,冲散了队伍。巡按十分恼怒,责问那个孩子为什么要在大街上乱闯。那孩子从容地答道:“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啊。”语意双关。

    巡按大为称奇,有心试试那孩子的才华,便口出一联道:“红孩儿骑马过桥。”那孩子马上对道:“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孩子竟然懂得用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愕然叫绝。这孩子便是于谦,当时只有十二岁。

    永乐十年(1412年),于谦十五岁,文章才华已极有声誉,在地方上名重一时,因此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于谦喜读先秦两汉书籍及北宋名士苏轼的文章,还选录唐人陆贽[8]的奏疏,朝夕阅读,研究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

    永乐十九年(1421年),于谦举进士,本为会试第一名,却因“策语伤时”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不久,便开始以“廉干”著闻。明宣宗朱瞻基刚一即位,便留意到于谦的名字,遂于殿廷召对。于谦相貌英伟,善谈吐,且声音洪亮,每次上朝奏对公事,语言流畅,很有条理,个人感染力也非常强,朱瞻基很是喜欢。正好汉王朱高煦反叛,朱瞻基便任命于谦为御史,随同自己御驾亲征。

    皇帝亲自平叛,在声势上一下就压倒了叛军,以前同意与汉王朱高煦共同起兵的各路兵马也都按兵不动。明军很快包围了乐安[9]。朱高煦见大势已去,只得弃城投降。

    朱瞻基为了羞辱叔叔,有意命于谦当众数说朱高煦的罪行。于谦嗓音高亢,义正词严,声色俱厉,气势逼人。朱高煦伏在地上,汗流浃背,战栗不已,只称罪该万死。三军将士则个个精神振奋,激动不已。自此,朱瞻基便认定于谦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可当大任。

    于谦在此次平叛中以胆识过人而初露头角,朱瞻基十分满意,赏赐于谦与诸大臣相同。彼时顾佐[10]为都察院都御史,其人严明廉直,有“包青天”之称,对诸御史管理督察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才干比自己强。

    次年,明廷正式设立“巡抚”,作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司之上。明宣宗朱瞻基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兼巡抚[11],负责巡按河南、山西二省。这样,于谦一下子从七品升至三品,足见皇帝对他的极大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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