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骥道：“应该不会。当日杨铭赶着去找杨埙，当晚即遭毒手。而杨埙赶来皇宫见过李发后，便就此消失不见。我有一种直觉，感觉这两件案子是同一凶手所为。” 杨铭受命到金桂楼一带盘问证人，他所发现的线索，一定跟蒯玉珠一案有关。依照杨埙推测，极可能事关内应。即使到现在，这一推测仍然最有可能。目下已能肯定蒙古人内应便是金英，但他肯以毒誓表明自己没有杀人。可除了金英之外，还有谁有杀杨铭灭口的动机呢？ 杨埙也是同理。当日他赶往皇宫面见李发，也是因为追查内应，而金英也没有杀他，又有谁还想杀死一个漆匠呢？虽则日本人倒有可能，因为杨埙屡屡坏了他们的事，但朱骥却感到杨埙一案一定与杨铭被杀有关，他隐约中觉得有一根线能将这两件案子串连起来，却始终理不清楚。 尽管猜到杨埙多半已遭不幸，但朱骥仍心存侥幸，期待好友某一日会重新出现在自己面前，依然带着那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可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幸运的是，朱骥预料自己将毒发身亡并未如期到来。有人投了一包药给礼部尚书胡濙，称是朱骥所中之毒的解药。胡濙本是良医，仔细检验后，认为可信，朱骥遂一口服下，身上奇毒果然因此而解。但由此再度引发了一桩迷案—— 这解药当然来自日本一方，可他们未能取得郑和宝图，亦未进一步联络朱骥，为何肯轻易交出解药，从而失去了唯一的筹码？ 最关键的是，知道朱骥中毒且由胡濙救治者，不过寥寥几人，胡濙、于康均未对旁人透露，且对解药来由一无所知，那么就只剩下杨埙了。会不会是他设法从日本人手中取得了解药，又托人带给胡濙？那么取得解药之后，情形又如何呢，杨埙是被杀了，还是遭人囚禁？ 然联络过朱骥的紫苏及其同党再未露面，线索中断。日本使团亦因卷入蒯玉珠一案而被明廷驱逐离京，但明景帝仍客气对待使者，且按照惯例给予赏赐。 彼时除贡物外，使者所携私物增了十倍。礼部官员上言道：“宣德年间，凡使臣所携私物，俱按时价给钱钞，或折支布帛，为数不多，却已大获利。今若仍旧制，当给钱二十一万七千，银价如之，应大减其值。” 明景帝也觉得二十一万太多，下令给银三万五千七。日本使臣极为不悦，当场甩了黑脸。明景帝不愿意得罪邻国，下诏增钱一万。日本使者犹以为少，要求增赐他物。明景帝只求这些人快点离去，不惜讨好，又下诏赠布帛一千五百匹，日本使臣这才怏怏而去。 日本一行人离开中国时，路过山东临清，见当地富庶繁华，动了贼心，公然大掠居民财货。驻守临清的明军指挥前往诘责，反而被日本使臣殴打致死。有司请朝廷处置日本使团，明景帝口称恐失远人之心，反而下诏礼送日本使团离去。 至于郑和宝图，仍有后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知道父皇生前念念不忘重下西洋，意欲替父皇实现心愿，命宦官传令兵部，将郑和宝图奉上。掌管兵部文书的车驾郎中刘大夏[5]先行得知消息，认为重开西洋劳民伤财，而下西洋所带回之物只是一些奢侈品，对普通百姓没有任何用处。他思虑之后，料想无力谏阻皇帝，干脆利用职务之便，将国家机密文档郑和宝图私下取出烧毁[6]。 兵部尚书项忠接到明宪宗诏令后，亲自赶来车驾司寻找郑和宝图，结果不见踪影。明宪宗遍索不得，只好不再提重开西洋之事。这是后话，不再赘述。 蒯玉珠一案未曾公开，常人并不了解，京师官民议论热切关注的是金刀案，几近轰动全城。因为都跟太上皇有关，人们难免将此案与之前钟同、章纶的上书联系起来。尤其出人意料的是，阮浪、王瑶虽只是宦官，却跟钟、章二位大臣一样，抵挡住了严刑拷打，极有骨气，始终只说金刀是太上皇朱祁镇送的生日礼物，并无其他。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肯善罢甘休，穷治不已。大概在他内心深处，一直想找机会置兄长于死地，现在机会送上来门来，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因为反复审讯，这场大狱的始作俑者锦衣卫长官卢忠也不得不上堂作证。卢忠只是个草包，起初不过是猜到明景帝心思，想逢迎上意，借诬告升官发财，却没有想到惹了这么一场大祸。他见事情闹大了，又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开始害怕起来，希望能够M.BｊＺJＮF.coＭ